互聯網、大數據、全媒體以及教育信息技術的發展 正推動教育教學模式發生巨大變革，數字教育模式正在 逐步向傳統教育模式滲透。其主要體現在4個方面：
1. 教育教學與信息技術的融合發展已超越了媒介升級的階段，大規模大型開放式網絡課程（MOOC）、 開放教育資源（OER）、微課堂、數字課程定制與各 種教育類APP等新生事物，正改變著知識的生產、傳播 和應用的方式。
2. 移動互聯網技術和智能終端的飛速發 展與普及，使人們逐漸形成了移動化、碎片化的閱讀和 學習習慣，人們的學習方式發生了根本變化。
3. 教育部《教育信息化十年發展規劃（2011—2020）》 提出建設 教育云的規劃，政府已開始主導在不同地區建設覆蓋整 個學校教育系統的數字教育網絡和終端。教育信息技術正在重構傳統的教育要素和教學環境，各級各類教育 的人才培養模式將發生深刻變革。
4. 在教育大數據和教育信息化時代，運用信息技術改變課程設計、創新教學 策略、激發學習興趣、診斷認知水平、改進教學效果的 數字化教學應用產品，正成為教育教學的最大需求 。隨著數字出版和教育信息技術的飛速發展，傳統的紙質 教育出版物，已不能滿足教育發展的現實需求。
目前， 數字技術的發展已走在傳統出版前面，一旦技術商突破壁壘，引入既懂教育又知曉內容出版規律的人才，或直接與作者聯合，傳統教育出版機構的核心競爭力將受到嚴峻挑戰。長期以來，我國以教材、教輔為主要構成的教育圖書，一直占有60%以上的市場份額，龐大的學生 基數和現有考試制度，成為教育圖書出版的最大保障。 如果教育數字出版能承接這一市場，無疑將獨享出版領域最具潛力的蛋糕。由此可見，教育教學模式的變革，使教育出版數字化轉型面臨挑戰的同時，也帶來 了巨大機遇。
基于現有壟斷地位，教育出版企業缺乏數字 化轉型的內在趨力
從出版經營的角度來說，教育出版在中國出版中占 主導地位，甚至有人把中國現行的出版統稱為“教育 出版”。目前在出版領域，將數字出版當新潮來追捧的 現象雖早已過去，但基于教育出版長期以來一頭獨大的 壟斷地位，部分傳統教育出版機構對數字化轉型仍缺少 內在動力。網絡渠道商的介入，雖改變了人們的購買習 慣，降低了教育出版的利潤但傳統的教育考試制度和由 政府管制的教材發行渠道，一定程度上保證了紙質教育 出版產品的市場占有率和傳統教育出版企業的經濟收益。加之我國地域廣闊，地區之間的經濟和教育信息化 水平差距較大，客觀上導致受眾對數字化教育產品的需 求不盡相同。以上諸多因素的綜合作用，導致某些傳統 出版企業在思想上并未認清教育出版數字化轉型的必要 性、重要性和緊迫性，因此，對于數字化轉型的人力、 物力、資金投入與產品創新動力仍顯不足，與技術商與 平臺服務商的合作意識也不強烈。
出版商、技術商、渠道商各自為營，教育數 字出版難覓可靠盈利模式
與美國等西方國家不同的是，我國的數字出版是由 技術商來推動的，這導致傳統出版企業并沒有在數字 出版價值鏈中占主導地位。技術變革在前，出版轉型在后，技術短板一度困擾著整個傳統教育出版行業。在教育領域，電子書包、智慧教室、在線教育及云教育的發 展如火如荼，而教育教學理念和精良教育內容的缺失， 直接導致種類繁多的各種線上和線下教育數字化平臺形同“空中樓閣”。面對讀者閱讀及購買習慣的轉變， 出版社不得不轉而與京東、當當、亞馬遜等電商以及移動、百度、騰訊等掌握大量用戶資源的移動互聯網渠道商合作，而渠道商的低價策略及一定程度上存在的“點 擊欺詐行為”，不僅直接導致實體書店日漸凋零，更致使 傳統出版企業進入只能靠拼品種賺小錢的微利時代。
2013年我國數字出版產業總收入達2540.35億元 ，同 比增長31.25%，但其中與傳統出版銜接的部分只有61.75 億元，僅占總量的2.43%。[5]中國嚴格意義上的數字出版 規模何以不大？中國有各級各類學校53萬所，在校生約 2.7億人，傳統教育出版擁有最大的受眾群體，但為何沒有出現像麥格勞·希爾、培生、圣智那樣的大型數字化 教育出版集團呢？仔細分析，不難發現其根源在于中國 的數字出版產業中，數字技術、內容生產和銷售傳播渠 道相互分割，難以統籌。一直以來，在我國數字出版 產業鏈中，傳統出版企業通常只負責內容生產和簡單數 據加工，少數出版社進行在線發售，但其平臺往往小而 分散；同時出版主管部門的數字出版技術標準遲遲未能 制定和推廣，造成我國數字出版資源的存儲缺少統籌和 規劃。此外，版權缺乏保護、用戶“吃免費午餐”的網 絡資源消費心理與習慣，如同頑疾一直困擾著整個數字 出版行業。最重要的是，由于我國的數字出版轉型到目 前為止，仍由技術商主導運營，也使技術與內容生產融合 不夠，最終導致出版企業難以找到可靠的盈利模式。
激進或保守，傳統教育出版企業難以在數字化轉型中找準自身定位
考慮到生存與發展的核心利益，大多數傳統教育出 版企業一直在積極尋求數字化轉型，但策略不盡相同。 一方面，掌握豐富內容資源而又資金雄厚的大型出版集 團，由于在與技術商和渠道商的合作中沒有找到成熟可 靠的商業模式，便不再甘愿充當“奶牛”，賺取微薄的 利潤，而是試圖整合所有出版資源，建立從內容生產到 數字終端開發的數字出版產業鏈，試圖“通吃”但結果 往往不盡如人意。另一方面，中小型教育出版社由于技 術、資金以及人才的缺乏，在數字化轉型的探索中日益 被邊緣化，故而對轉型持保守態度。這直接導致了教育 出版機構對傳統的精良內容資源缺乏深度加工、整合以 及創新意識，也不愿將內容廉價提供給第三方。
實際上，技術、渠道與傳統教育出版企業，各方優 劣勢非常明顯，搭建統一的平臺，重新尋求已改變閱讀 習慣的讀者或用戶，在短期內，無論對于哪一方都是一 道過不去的坎。因此，激進或保守的轉型策略，必然導 致傳統教育出版企業對轉型所需付出的“代價”力不從 心，反過來也會影響教育出版轉型的動力和信心。
數字出版代表著出版業的發展方向和未來。正如人 民教育出版社社長殷忠明所言：“如果不在數字出版方 面及早布局，就有可能失去發展機會；如果較早涉足數 字出版，但不能制訂正確的發展戰略并長期堅持下去， 就有可能前功盡棄。”由此可見，數字化轉型必將成 為教育出版未來發展的制勝關鍵。
認清教育數字出版本質，找準自身角色定位
基于移動互聯網技術的數字出版，打破的是傳統出 版以紙書為代表的知識凝聚與傳播方式和以書面文字 為代表的閱讀思維。數字出版因其移動性（隨時隨地閱 讀）、多媒體與互動性、資源共享以及個性化服務等優 勢，惠及整個學習者群體。由于教育，尤其是學校教育 的特殊性，教育出版受眾（學生、教師和科研人員）并 不滿足于電子書類的閱讀需求，其需要像電子教材、數 據庫、教學軟件、在線學習輔導以及測評等數字化資源 支持，以滿足其學習和科研的需要。因此，教育出版的 數字化轉型，不能僅僅局限于把紙質教材照搬到電子白 板上，而是要站在“未來教師”“未來學習者”的角 度，尋求打通教學各環節的全方位、一體化的數字化教 學解決方案。
目前國際教育數字出版主要有6種類型：電子圖書、 在線課程、家庭作業管理、在線測試、在線課外輔導及 虛擬的體驗性環境，如情景模擬、教學實驗室、游戲學 習等。由此可見，教育數字化轉型從本質上看，是有形 的紙質印刷品，向無形的一體化產品與服務的轉型。傳統教育出版機構只有認清這一本質，才能在數字化轉型 中找準自身發展的定位和方向。
以互聯網思維進行教育出版產品形態創新，主動推進數字化轉型技術能給予受眾全新體驗，但最終根植于讀者頭腦的 仍是內容或信息本身，而非內容承載的媒介方式。因此， 適合數字化呈現的產品形態創新，是傳統出版向數字化出 版轉型的核心。對于教育數字出版而言，只有掌握不可或 缺的、持續的優質數字內容生產能力與集聚能力，才能贏 得足夠的受眾群體，從而建立穩固的商業根基。
互聯網思維的核心是用戶和服務思維。教育出版應打破傳統思維，在互聯網思維的主導下推進數字化轉型。首先，根據互聯網用戶碎片化閱讀的習慣與需求， 教育數字出版的產品創新應強化二次開發或多次開發， 改變出版產品的單一形態。把內容進行集成、拆解、拼接、組合，形成由文字、公式、圖像、圖形、數字、符 號等組成的知識庫產品，然后借助互動技術為之插上新 的翅膀，使同樣的內容資源產生多倍的效益。正如同方 知網數字出版集團副總經理張宏偉所言：“產品形態 一旦改變，傳統出版數字轉型的被動局面就隨之改觀 了。”知識數據庫產品營銷可按單條數據免費、更多 相關數據實行收費的營銷策略，這不僅可打破電子書賤 賣的尷尬，且可放心將優質內容推送到數字化銷售平 臺。其次，教育數字出版還應注重提升學習者的體驗性 和參與性，增強學習者與數字平臺、教師以及學習者之 間的交互性，有效提升其學習能力，增強其學習效果。 如在開發實驗類教材或者SPOC課程時，嵌入多種動態選 項和情景模擬來推進課程。再次，教育數字出版產品的 創新還應融入用戶一體化服務理念。如培生集團的基礎 教育教學管理服務系統Pwerschool，以前只是針對學校和 教師的PC應用，但在一體化服務理念下，該服務系統很 快就借助移動互聯的普及，設計了針對學生、教師和家 長的移動應用mobile pwerschool，到2012年該應用程序已 為超過1200萬的學生服務。
積極尋求與技術商和渠道商的合作，尋找合理的盈利模式
數字出版有自己的產業邏輯，從國外的成功經驗 看，教育出版數字化轉型，充分利用技術平臺和第三方 銷售渠道發揮自身內容優勢尤為重要。麥格勞·希爾教 育出版集團在傳統教育出版業務受數字化沖擊出現下滑 時，毅然瞄準電子閱讀的新形式，率先為亞馬遜kindle、 蘋果iPad等電子書硬件商提供內容。[10]培生教育集團在 數字化轉型過程中，注重通過并購、參股合資的方式獲 得技術平臺和數字化分銷渠道。2005年，培生收購美國 WRC傳媒旗下主要出版美國中小學輔導資料的AGC公 司，強化了其在專門教育需求領域的學生測試和出版優 勢。通過以上的舉措，僅2006年，培生就從中取得了超 過10億美元的銷售收入。2012年，培生通過投資獲得了 Nook Media公司5%的股份，使讀者可通過Nook Media這 一第三方數字銷售平臺，便捷地獲取培生集團的教育數 字產品與服務。[11]這其實就是一種產業融合。2014年8月 18日，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 組第四次會議，會上通過了《關于推動傳統媒體和新興 媒體融合發展的指導意見》。新舊媒體的融合，既有內 容、技術的融合，也有業態、產業的融合。這一點，也 完全適用于教育出版領域。
武漢大學方卿教授根據歐美發達國家的經驗，總結了數字出版的4種成功模式：基于內容資源、數字技術（主要是閱讀終端技術）、開放共享理念、互動服務的 主導模式。較之大眾出版和專業出版，教育出版在內容 方面具有專門性和針對性，用戶在閱讀和購買方面也存 在一定的必然性，因此，基于內容和互動服務的模式， 將會是教育出版數字轉型的主要方向。培生集團“數據 庫+定制出版+網絡在線學習平臺”的成功商業模式，也 是內容與服務結合的產物。學會運營自己的內容，并在 此基礎上為學習者提供全方位的學習解決方案，而不是 去和互聯網公司拼技術、拼渠道，才能打造教育出版機 構的核心競爭力。唯有如此，傳統教育出版行業才能在 與技術商、渠道商的博弈中獲得話語權，找到可靠明晰 的盈利模式。